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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交响乐之父——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

来源: 网络整理 日期:2022-10-07 14:05 阅读:

 

作者

李佩伦,男,回族,经名优素福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,兼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及元代文学研究所所长。1988年与一些同仁创办了当时蜚声海内外的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。专著《胡笳吟——李佩伦戏剧评论集》。并著有2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《艺术大师马连良》。

摘要阿卜杜拉·阿齐兹·李德伦(1917-2001),回族,祖籍河北沧州李天幕新庄,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指挥大师,中国交响乐之父,是回族穆斯林的文化巨匠。他一生光明磊落,奋发进取,德才兼备,德艺双馨,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呕心沥血,作出了卓越的开创性贡献,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榜样。

1999年11月19日,82岁的李德伦不顾重病在身,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·斯特恩合作演出,被称为“世纪绝唱”。

国际著名指挥大师,中国交响乐之父,回回民族的文化巨匠阿卜杜拉·阿齐兹·李德伦先生于2001年10月19日零时39分归真,享年84岁。噩耗传来,眼前一片茫然,泪水难禁,仿佛失重般,使我坐立难安。

我与李老交往是在1988年,当时为了成立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奔走上下,几至心衰力竭,锐气全无。恰是得到了奈比勒·丁峤、伊斯玛尔·李超和阿卜杜拉·阿齐兹·李德伦等文化前辈的支持,才终于在1988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使这个命运多舛的穆斯林文化学会得以成立。

回首,无愧无悔,只是堪伤。李超于1995年1月21日归真,享年81岁。丁峤于同年 8月11日归真,享年 71 岁。如今德伦师又走出幻象,回归于真境。放眼开来,回族堪称大师者,除相声泰斗马三立外,又复有谁?12月8日马三立大师举办了告别演出,笑声不绝。细细咀嚼,不免苦涩,作为回回人,心底更多的是失落……

德伦先生和我的名字只是一字之差,无意叨光,或有人以为兄弟者,总不免解释一番。同是回族,同是生于北京,恰又是生长在古都南城,因而每每交谈,操着京腔,沉浸在城南旧事中,那一番回忆,如今成了最是情浓的回忆,李老去了,而城南的城市改造,也已荡尽了京风京韵。

燕赵回回人,大都是随着燕王扫北,自南京而来。更有人考证来自南京水西门外二龙岗(或称二郎岗),而李姓回回北徙至德州后,沿运河东直抵沧州,生息有年,便又北迁。我的祖上于明代中叶为护卫京师落户于昌平县(西贯市村)。而李德伦祖上于清末才迁入北京。我曾和他谈起这段历史:循着这支离破碎的历史足迹,或许是同宗?两个人都为此会心一笑。

李德伦生于1917年6月6日,不久辫帅张勋在城南发动兵变,拥戴废帝溥仪,实行复辟。段祺瑞等组织“讨逆军”,此时,前门里外,等同战场,李德伦在襁褓中听到的是枪炮声声。

李家为官宦之家,结交的尽是上层人物,如孔祥熙、马福祥、赵尔巽。李家位于珠市口南鹞儿胡同,向北为大栅栏商业区,其间中和、庆乐、三庆、开明及第一舞台等剧院日夜锣鼓喧天。鹞儿胡同往南则是天桥,既是消闲去处,又是下九流混迹的藏污纳垢之所。李德伦生长于斯,堪称出淤泥而不染。至今,我仍残存着城南习性,而从李德伦身上不见分毫。

父亲请来一位秀才教专馆,他和姐姐及妹妹,既学学校里国文之类,也学习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等旧学课程。闲暇时,老师教他们对对子。李德伦年岁虽小,往往出奇致胜。我曾为云南沙甸写过一副对联,后请他代笔,准备留给故乡西贯市清真寺。李老见后,便和我商量重为修订。我俩一番斟酌,终于由他写下了这幅对联,我才深知他的古文根底。

我的原作是:

天道至清,造化恩泽宇宙;

人道唯真,圣德光被古今。

改定后为:

天教崇信,沧海纵横凭经训;

圣德尚思,莽原驰骋悟清真。

其中“沧海纵横凭经训”化用了我的一首自勉绝句中的一句。

李德伦13岁上中学,中学里良好的艺术教育和音乐环境,为他一生从事音乐艺术事业奠定了基础。他和进步学生及党组织接近,确立了他初步的政治信念。一二·九运动及一系列抗日救亡的斗争,使李德伦走向了成熟。1936 年李德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8 年他考入辅仁大学,他少年时期掌握小提琴、钢琴技艺得到了发挥。大量时间学习音乐,并参加学校乐队,有了更多实践机会。与此同时,李德伦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地下学习活动,传播进步思想。这个读书会成了党的外围组织,培养了不少青年,以后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,成为了骨干力量。

李德伦渐为日伪“关注”,在进步友人关怀下,他于1940年考入了上海国立艺专,攻习大提琴专业,他先后师从两位俄国著名提琴家舍夫佐夫和杜克生。学习同时,参加了校内、校外的演出活动,并为剧团配乐或作指挥。不时扮演一些二三路角色,为石挥、张伐等人配戏。李德伦个性本色,万难遮掩,一番粉墨,依旧自我。终其一生,他不会“演”戏,不只在戏剧舞台上,也在他的人生舞台上。或许无人喝彩,却能被历史的冷目垂青。真正回回人的拒伪存真,表里如一的人格,在李德伦身上得到了印证。

1946年11月李德伦结束了在上海学习与从艺的生涯。在周恩来关怀下,乘飞机抵达延安。在上海与周恩来的两次会面,进一步奠定了这绿色生命的红色目标。两种信念交融在一起,宁静,能否始终主导着灵魂,我不想去揣想。我和他交往中,确曾多次感到面对两世两种追求扭结中的心绪难平。1997年夏,他曾嘱托我请阿洪为他的子女及孙儿起经名交响乐之父是谁,当我将阿洪用红纸写的经名数张送到他手上时,老人笑了,这也许只有信士的互感中才能意会到的笑,笑里深藏的未必都是轻松。

在延安,他被任命为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与教师。为建立红色中国第一支交响乐队呕心呖血,投入了全部精力。在文艺为工农兵,高举着大众化。民族化的文艺大旗的圣地延安,“洋为中用”是李德伦必须遵循的艺术法则。古典的、西洋的音乐情结,他无法挣脱。此后多年,这成了他难解的困惑,也是他头上高悬的霸王鞭。

1947年,李德伦按中央部署离开了延安。向东,向东,千里跋涉,边演边行,在李德伦奏响和指挥的旋律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,弥漫着渐行渐淡的硝烟。两年后,他回到了故都北平。这位豪门阔少,如今已是一位真正的人民的文化战士。

从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,他们在文艺界中有着令人仰视的荣耀。历史能炼出最优质的钢,也会抛出废渣,李德伦是百炼的纯钢,身外的一切撼动不了他的本真。李德伦依旧平易近人,撇着京腔,讲着世俗语言,既不装饰,也不掩饰。在新中国坎坷的历史行程中,恃势者、失势者、无端为势所羞所困所伤的诸多“另类”都会与人性有着悖离或疏离,留下了无数自责和难安的尴尬与滑稽。而检索李德伦的后半生,他当得起问心无愧无悔。

艺术家无法远离激情和冲动。李德伦情有所起,情有所衷。在艺术的天地里,他情如地火喷薄,情如江河决岸,那样热烈,那样冲腾。然而面对现实天地中,政治的“慷慨”躁动,世俗的机巧贪求,他表现得极为冷静,极为超脱。用幽默去化解,用真诚去调和。他不是随波逐流磨去棱角的鹅卵石,而是被平静海水包裹着的不可摧折的礁石。

解放了的北平,百废待兴。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,广揽人才。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。他的努力,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53年已是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。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,师从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。四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紧张充实。这期间他多次担任指挥,他的指挥水平被苏联音乐界所认同。

1957年秋,李德伦毕业回国,此时已过了“引蛇出洞”政治阴谋阶段。无“知”者、无畏者俱已成为众矢之的。有着求异性思维,且又善于从幽默方式给现实中的丑恶以旁敲侧击的李德伦,有幸逃过了这场灾难。他曾幽默地说“我是个漏网的……”,其实某些政治悲剧是性格悲剧。李德伦生性坦荡,倘若早些时候返回祖国,他的挚爱,他的真诚、坦荡,也难逃脱遭尤获谴的命运。他的确福星高照,纵观他一生,几乎总是与灾祸擦肩而过,我曾几次表述了我的“羡慕”之情。

归国之后,便担任中央乐团指挥。40年背对着观众,却把心融进那一首首乐曲中。用宽阔的肩膀,撑着一片艺术天空。挥动双臂,倾泻着多彩的旋律,激荡起无数心灵的合声。

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。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,介绍给广大听众。他声名远播域外,曾率团到港澳、朝鲜、日本、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。令我们为之骄傲的是,一个中国交响乐指挥家,应邀到西方世界,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交响乐的指挥。李德伦先后到苏联、芬兰、捷克、古巴、卢森堡、德国、葡萄牙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国,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尤其在苏联,他曾多次指挥了列宁格勒、莫斯科等国家顶尖级的交响乐团。他对乐曲的深刻的理解,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,使得国外的同行和广大观众为之倾倒,多种传媒、多少赞誉纷至沓来。他从不蒐集,更不自诩,与今天的略有薄技的画家、作家、歌手……等等诸如此类的卖艺者,大肆进行商业炒作,进而混充名人,捞得钱财,真是天壤之别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,文艺方针政策愈来愈左,在提倡“社会主义文艺”的口号下,祭起“革命化、民族化、群众化”的法宝,向着“大、洋、古”进行扫荡。交响音乐自然首当其冲。

作为中国交响乐奠基人李德伦,必须为交响乐寻得生存空间。活着就是胜利,一切真善美只要拒绝蜕变,零点也终能沸腾。这是他的信念。

他把交响乐带到工农兵和学校中去。演奏前后,他幽默地讲着交响乐的种种知识。娓娓道来,听众们大多没有欣赏交响乐的耳朵,却被他那风趣的语言打开了心灵的蔽塞。攻心为上,李德伦为交响乐在中国不被扼杀,他向大众的心田上播种。

他们为既是“革命的”,又是“现代的”、“民族的”电影、舞剧、戏曲配乐。尤其,为后来红极一时的“沙家浜”配乐,并辅之以京剧清唱。这就是文革中走红的名之曰“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”。后来又拍成了电影。李德伦一身黑色中山服,在他那充满善意、平和的目光里,流露着沉重与无奈,或许还有几分悲伤,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,文明被摧毁,人格被践踏。中央乐团当是重灾区。李德伦一贯口无遮拦,且又处心积虑为西方“贵族”的交响乐招魂、安魂,自然,难逃这人类大劫。所幸李德伦在上海未曾与混迹于十里洋场的“蓝苹”有过交往,属于不知她种种“底细”的一类。同在延安,李德伦又和改名为江青的蓝苹,没有任何龃龉。当20世纪60年代以来,江青插手文艺界,主要向电影、戏剧大张挞伐,对交响音乐的确无暇顾及。所谓的“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”便又成了江青的“成果”,李德伦并没有像文艺“黑线”的各色人等那样饱受摧残,和他极为偶然地与那些预伏下灾难的历史机缘失之交臂有关。这全民族的劫难交响乐之父是谁,是向真善美的屠戮,李德伦和他的家人们,同样有着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。李德伦是回回汉子,他巧妙应付,从容迂回,厉鬼不能夺其正,利剑不能断其刚。十年动乱,李德伦把大写的人字,写得更有光彩、更为淋漓。

李德伦这双创造美、复活美、播洒美的大手,在被闲置的岁月中,拿起了改锥、扳子,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。倘歪斜的历史,真正让李德伦变成了“工人”阶级一员,这连悲剧的一丝庄严也没有,完全是一场最无聊的闹剧。可惜,历史不依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江青一伙,最终不会放过李德伦。专案组集到了大量“罪证”,条条过硬,且又不容李德伦“抵赖”。这一次大难临头,李德伦将迎受着毁灭性打击。正如他事后所说,条条“罪状”,件件不虚。

厚厚的材料最终完成于1976年10月6日,上报给“中央”是在10月7日。这时“四人帮”已成了阶下囚。李德伦的厄运,结束在12亿人的伟大喜剧中。那条条“罪证”,足能将李德伦置于死而一夜之间对李德伦却荣如华。从中可以看到李德伦在无数次和江青、张春桥及他的爪牙的往来中,怎样地“阴奉阳违”、利用矛盾,完成着既定的目标。在近于调侃中迈着庄严的脚步,这是老北京人的特性。

历史抖落下尘埃,恢复了澄澈宁馨。此时李德伦已是过了耳顺之年。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,正常的排练演出屈指可数。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,一心要把中国交响乐普及开来,为大众喜闻乐见。再上层楼,让中国交响乐震撼世界乐坛。他不顾多病体衰,不顾因肾癌,摘掉一个肾以后的体虚乏力,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。然而,每走一步,也仍然有着另一些艰难险阻。左顾右盼,使他虚耗了不少宝贵精力。

1977年3月26日是一次世界性纪念活动,这天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。李德伦提出了计划报告给中央有关部门。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,爆响世界。世界上各类人群惊诧、惊喜。中国音乐复苏了人类文化新的希望。指挥了贝多芬C 小调第五交响曲《命运》的李德伦,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。

国门大开,当流行文化充斥市场,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,一切空间,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,那虚假的“沉醉”,缺少品位的“粗豪”,被人模仿着、追逐着,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。李德伦为此忧心忡忡,他无意去否定时尚,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。雅与俗,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。而粗俗、恶俗,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。李德伦又构思了一个中国音乐界的“史无前例”。

这名曰《交响乐之春》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。其阵容庞大,共有11个音乐团体, 800多名演奏家参加。有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纲。《交响乐之春》引起了世界关注。仅演出两场,场场爆满。我坐在看台上,耳闻目睹了那灿烂的春光,激扬的春曲。当大轴是由李德伦指挥800名的大乐队,奏起《春节序曲》和柴可夫斯基《1812序曲》的时候,我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有着美的憧憬,充盈着人文精神的“天籁”之中。

这最为壮观的音乐会,被报纸誉为“曲高和众”、“八百壮士”的“壮举”。在高雅艺术被远离崇高的消费文化压迫到了文化荒漠的深处,这次演出的确有着悲壮的英雄气概。李德伦的追求是历史感知,时代忧患,社会理性的综合。“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,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。民和齐则兵劲城固,敌国不敢婴也。”我凭着《荀子·乐论》这段话,去理解李德伦心中的悲壮。循着这样心灵的小径,我走进800壮士构筑的音乐时空里。的确,艺术最终要“振奋民族精神”。

就在紧张排练过程中,李德伦的慈母归真。奉母至孝,却有大半生难以尽孝膝前的李德伦,沉浸在悲痛之中。他只有寄哀思于交响乐的旋律里,为母亲送行。

首善之区的北京,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。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。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,他亲自考察、策划、上下奔走,从设计到施工几乎事无巨细付出了巨大精力。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,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,终在1986年完工,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。李德伦身后又一座丰碑——北京音乐厅。

走进这里,会有着远离尘氛的宁静,它挺拔、凝重仿佛就是李德伦的身影。李德伦在建厅之初,留下一句话:这里不演流行音乐。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。这句话是万难听到的一声“不”。一代文化巨人,可以包容一切,未必嫌憎什么,却应该敢于拒绝,这才区别于平庸。

1999年11月19日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,已是82岁的李德伦不顾重病在身,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·斯特恩合作演出,当坐着轮椅走上舞台的李德伦与挚友斯特恩握手那一幕情景,传媒播向千家万户,成为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最难忘的记忆。

世界级指挥大师李德伦与79岁的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同台演出,被人们共誉为“世纪绝响”,也是李德伦告别舞台的最后演出。舞台下,屏幕前,观众沸腾的心底,有着一股苦涩哀婉的潜流。我曾试着排遣,向西天默祷。

2001年3月25日,中央乐团为他举办了《相约春天——献给李德伦的特别音乐会》。与此同时,报纸报道了著名雕塑家为“中国交响乐”之父李德伦创作的圆雕已脱稿,这位曾为老子、司马迁、谭嗣同、鲁迅完成了塑像的田世信先生为音乐家塑像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次。他所以为一位在世的文化巨匠完成塑像,是由于他在久久的接触中,早已被李德伦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才能所征服。这座雕像将做成2米高青铜塑像,最终将在北京音乐厅,与聂耳、冼星海、贺绿汀、施光南等音乐大师的塑像矗立在一起。

《相约春天——献给李德伦的特别音乐会》无论什么曲目,都蕴含着虔诚的期待与祝福。从始至终人们都有着同一的心理体验,正如一家报纸标题所云——感受悲怆。

春天给普天万物带来生机,然而,一切生命都只是个“存在”。“存在”无论怎样去妆点、去支撑、去祝盼,最终化为乌有。只有那种被信念、信仰与人格共同铸造的“精神”,才会归于永恒。岁月不能消磨它丝毫。

2001年10月19日零时39分,一代宗师、文化巨人,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,阿卜杜拉·阿齐兹·李德伦先生归真。从我得知这一噩耗时至今日,我仍无法摆脱那沉重的怀念与不安,我不只一次地为他,我的忘年之交的尊长道着沉重的色兰。面对他给我写下的条幅“认主独一”,听着他给我诵读“古兰”的录音,我确认不疑,他应归于真主阙下。

2001年10月31日,那一天,寒流骤至,风萧萧,人瑟瑟,一场最为沉重的音乐会在世纪剧院开始,舞台上方横幅:深秋的哀思——追思李德伦先生。

他的亲人、故交、学生、知音和听众济济一堂。剧场里始终静谧无声。从威尔弟《安魂曲·流泪的日子》、《二泉映月》到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《悲怆》、贝多芬第五交响曲《命运》、第三交响曲《英雄》,仿佛让我们重蹈了李德伦一生的历史行程,感受着他心灵历程的庄严与从容。最后以贝多芬的《葬礼进行曲》作了最沉重的收束。我看到每个人脸上有着欣慰,掩不住哀戚,无不步履沉重地走出剧场,消失在吼叫着的寒风中。

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先生的音容笑貌,今后只能在记忆中重现。记忆会在口头流播中,形成永恒的记忆的链条。这比二十五史以及后来的一切史家笔下的历史都更为真实。因为他们头上没有高悬的权杖,只有蔚蓝的天空。

回回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,精神文明的创造者,永远是一个民族杰出的代表。但我们的最优秀的文化精英正在一个个远离了我们,环顾四野,还有几多人能与他们比肩,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辉煌。他们之所以为举世崇敬,又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、才能?

为此,我无比怀念李德伦和归真的丁峤、李超……王连芳、马坚、马松亭……吾侪且自忖,诚如鲁迅所说,快快挤出包袍下的那个“小”。